[摘要]目的：分析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市6个区县1 8岁以上居民进行抽样，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传染病健康素养的3个维度(知识、行为、技能)的相关指标，根据答案给各个指标赋值。应用非条件L o g i s t i c回归分析探索传染病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此次调查共抽取1 3 2 8 7人，回收有效问卷1 3 0 0 1份。北京市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为9．9％，郊区人口(6．6％)、6 0岁以上老年人(6．4％)、文盲或半文盲的居民(0．8％)、农民(4．5％)、生产及运输工人(4．3％)和家务及待业人员(4．5％)等人群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较低。多因素非条件L o g i s t i c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身体状况(自我感知)、地区(城郊)等是影响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高低的重要因素。结论：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应针对不同对象特征采取积极措施。

        [关键词] 健康知识，态度，实践；传染病；危险因素；健康教育；L o g i s t i c模型

    近年来，甲型H 1 N 1流感等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给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而当前居民传染病相关知识、行为和技能等现状不容乐观【，健康素养作为居民基本素质之一，亟待提高。2 0 1 1年，本研究在北京市进行了传染病健康素养相关调查和研究，在我国首次构建了传染病健康素养指标体系_6 j，该指标体系的提出为科学评价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提供了客观依据，为传染病健康素养研究奠定了基础。本研究应用该指标体系评价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并探索其影响因素。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为北京市1 8岁以上居民，主要变量为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全国首次健康素养调查显示，市区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为2 1．8 2％l 7 1，以此作为计算样本量的依据，取耵=2 1．8 2％，允许误差8=0．1 1 T，取9 5％可信区间，。=1．9 6，复杂抽样的设计效应d e f t=1．5，根据样本量计算公式每层应抽取2 0 6 5人。考虑城郊、年龄(1 8～2 9岁组、3 0～3 9岁组、4 O～4 9岁组、5 0—5 9岁组、6 0岁以上组)和性别等分层因素(按年龄组分层层数最多，共5层)，应调查样本量为1 0 3 2 5人(2 0 6 5人／层x 5层)，考虑调查问卷的回收率和填写差错，实际调查样本量扩大2 0％，近似取1 2 3 9 0人。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分别选取3个城区和郊区的区县，每个区县选取5个乡镇或街道，每个乡镇或街道选取5个居委会或村作为调查点，每个调查点随机选择约8 6人进行调查。抽样调查于2 0 1 0年1 2月至2 0 1 1年1月完成，实际调查居民1 3 2 8 7人，有效问卷1 3 0 0 1份。

1．2方法

    此次调查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意义和要求，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问卷，对于阅读有困难者，由调查员协助填写问卷。调查工具为经过专家讨论和预调查修改后的“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调查问卷”，调查工具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J，调查内容：知识性健康素养包括常见重大传染病的防治知识，如流感、乙型肝炎、肺结核、艾滋病、性病等；行为性健康素养包括经常参与体育锻炼、饮食卫生、个人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遮掩、饭前便后洗手)等；技能性健康素养包括阅读化验单、阅读科普材料、正确使用温度计等基本健康技能。传染病健康素养指标的赋值：传染病相关知识题回答正确赋值为1分，回答错误赋值为0分；相关行为是正确行为赋值为1分，行为是错误或不良行为赋值为0分；掌握相关技能赋值为1分，不能掌握相关技能赋值为0分。

    参考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中居民健康素养的判定标准7 1，制定本次调查的传染病健康素养判定标准：具备传染病知识性素养是指知识性素养得分I>9分(总分1 2分)，具备传染病行为性素养是指行为性素养得分≥1 0分(总分1 3分)，具备传染病技能性素养是指技能性素养得分I>4分(总分5分)，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是指同时具备知识性、行为性和技能性素养。在计算传染病健康素养得分时，由于传染病相关知识、行为和技能等调查内容有缺失，导致1 3 0 0 1名调查对象中只有1 0 5 1 9名能计算出传染病健康素养得分。

1．3统计学分析

    用E p i d a t 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的双录入和检错，用S P S S 1 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不同组间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比较应用P e a r s o n x分析。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是否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为因变量，以问卷调查的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 o g i s t i c逐步回归进行分析，自变量检验水准设定为进入的o／值是0．0 5，排除的o／值是0．1 0。以P<0．0 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

    在北京市6个区县共调查1 3 2 8 7人(均为1 8岁以上)，回收有效问卷1 3 0 0 1份，有效应答率9 7．8 5％，其中城区男性、城区女性、郊区男性、郊区女性人数分别为3 1 0 3、3 3 2 4、3 1 7 7和3 3 8 9人(8人性别选项未填)，1 8—2 9岁组、3 O～3 9岁组、4 0～4 9岁组、5 0—5 9岁组、6 0岁以上组分别为2 6 9 7、2 5 4 0、2 6 0 1、2 6 4 2和2 5 2 1人。

2．2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现状

    北京市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为9．9％。男性和女性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分别为9．6％和1 0．1％。城区和郊区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分别为1 2．8％和6．6％，城区高于郊区。随着年龄的增加，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有下降趋势，从l 8～2 9岁组的1 1．9％下降到6 0岁以上组的6．4％。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明显增加，文盲或半文盲的居民仅有0．8％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而大学及以上组有1 8．2％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在不同的职业人群中，医务人员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最高，达到3 9．4％，其他职业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均在1 6．9％以下，农民、生产及运输工人和家务及待业人员等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较低，在4．5％以下(表1)。

2．3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身体状况(自我感知)、地区(城区、郊区)等可能是影吴双胜，等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6 0 9·响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的因素，被纳入多因素非条件L o g i s t i c分析模型。多因素非条件L o g i s t i c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身体状况(自我感知)、地区(城区、郊区)等是影响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的重要因素。3 0～3 9岁、5 0～5 9岁组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概率是1 8～2 9岁组的1．3 4 4和1．3 0 2倍。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的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概率分别是文盲或半文盲居民的3．1 3 5、5．4 0 2、1 0．2 2 9和1 7．8 5 8倍。与学生相比，医务人员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概率是学生的4．9 4 6倍。身体状况为好、一般、不好、很不好的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概率分别是身体状况很好居民的0．5 9 3、0．4 1 5、0．5 2 0和0．1 1 4倍。郊区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概率是城区居民的0．7 5 8倍。其他影响因素未进入回归模型(表2)。

3讨论

    健康素养代表着认知和社会技能，这些技能决定了个体具有动机和能力去获得、理解和利用信息，并通过这些途径促进和维持健康-9]。2 0 0 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和《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工作方案(2 0 0 8—2 0 1 0年)》，并在全国开展了健康素养调查¨“J，然而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在传染病健康素养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少，不能全面地反映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为此，本研究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构建了北京市传染病健康素养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在国内首次提出专门针对传染病方面的健康素养内容，为传染病防控提供了新的思路。

    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较低，在郊区居民、6 0岁以上老年人、农民、生产及运输工人和家务及待业人员、文盲或半文盲的居民等人群中更甚。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仅为9．9％。首次我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显示，我国具备健康素养的人口比例仅为6．4 8％，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为1 3．6 4％J，两次调查均显示当前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现状不容乐观。传播性作为传染病区别于其他疾病的特征，吴双胜，等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也决定了传染病防控不应局限于某些群体而应兼顾全体人群，否则将影响传染病防控策略的效果。本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年龄、地区(城区、郊区)、身体状况等是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文化程度对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最大。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显著提高，与其他相类似研究的结果一致引，表明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能够直接影响其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因此，加强教育发展、提高居民整体文化教育水平是提高传染病健康素养的关键和前提。由于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对现有不同文化程度水平的居民应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干预策略。

    老年人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可能的原因有：(1)文化程度是影响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最重要的因素，而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因而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行为具有率和技能掌握率较低；(2)调查显示老年人传染病相关技能水平较低’J，获取传染病相关信息和改变自身行为的能力较差，从而有可能导致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的低下。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北京市已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由于身体素质低、抵抗力下降，往往成为传染病侵袭的重点人群，且易出现并发症，愈后较差，因此老年人作为多数常见传染病的高危人群应给予更多关注。

    城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明显高于郊区居民，可能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资源分配和健康信息可及性相关。郊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网络等现代信息媒介的普及程度较城区低，接触到传染病相关信息的机会相对较少，此外，当前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主要在城区社区举办，而没有在郊区深入开展，因此郊区居民在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正确行为形成和技能掌握等方面均差于城区居民。身体状况是影响传染病健康素养的重要因素，在其他相关研究中未见报道。身体状况较好者，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较高。可能原因是身体健康较好者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践行良好健康行为、掌握健康技能的主动性和能力高于身体状况较差者，但也不排除健康素养水平与身体状况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提示，北京市郊区人口、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的居民以及农民、生产及运输工人和家务及待业人员等人群的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应作为传染病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重点对象，但同时应考虑到他们在社会、心理和生理等方面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