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调查北京地区妇科门诊就诊者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患病率，对照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了解妇科医生对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识别情况。方法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的妇科门诊共计纳．N 5 2 0例就诊者，用焦虑抑郁量表(H A D S)进行初步评估，H A D S评分≥8者接受精神科医生访谈，由精神科医生按D S M—I V标准进行评定以确诊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结果(1)5 2 0例就诊者有3 2 9例(6 3-3％)H A D S评分≥8分，其中2 6 3例(5 0．6％)接受了精神科医生访谈，并有6 1例(1 1．7％)诊断为抑郁症或(和)焦虑症；6 6例拒绝访谈。在考虑到拒绝访谈的人群中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患病率，比较接受访谈和拒绝访谈人群中H A D S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后，根据参加访谈人群的患病率对其进行校对后得出妇科门诊就诊者抑郁症患病率为1 1．3 5％，焦虑症患病率为5．5 8％，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总患病率为1 4．6 2％。(2)根据妇科医生对就诊者的处理情况来判断其是否识别出抑郁症或(和)焦虑症。妇科医生建议就诊者就诊精神科或给予精神科药物的，视为其诊断出抑郁症或(和)焦虑症。并以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为金标准来判断妇科医生是否诊断正确。在精神科医生确诊的6 1例抑郁症或(和)焦虑症就诊者中，妇科医生正确识别3例，灵敏度为4．9％，5 8例没有识别，故漏诊率为9 5．1％；另外有8例为妇科医生错误识别，故特异度为9 6．0％，误诊率为4．0％，诊断符合率为7 4．9％。结论妇科门诊就诊者抑郁症及焦虑症是常见的，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总患病率为1 4．6 2％；妇科医生对门诊就诊者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识别能力极低，应予以重视，妇科医生迫切需补充知识，提高对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识别率。

   【关键词】抑郁症 焦虑症 妇科 患病率

    目前我国尚缺乏关于妇女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总体状况(年龄、职业等)的资料。抑郁症和焦虑症为系统性疾病，均可表现为情绪和躯体症状。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临床表现不同，但经常同时发生，并且对个人和社会危害巨大，抑郁症最严重时往往导致患者自杀，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为一般人群的2 0倍，据估计自杀人群中有1／2～2／3是抑郁症患者；抑郁和焦虑削弱了劳动能力，也会占用大量的综合医疗资源【l】。有关非精神科医生对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识别研究更为稀少。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妇科门诊就诊者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患病率和妇科医生对此病的识别能力，并为指导临床医生提高诊断率和治愈率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入选和排除标准

    I．1．I入选标准年龄≥l 8岁，在2 0 0 7年4—7月随机选取的调查日内，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三家医院妇科门诊就诊的所有就诊者。

    1．1．2排除标准在调查期内就诊时已确诊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就诊者、因精神或躯体功能严重障碍不能完成本研究的就诊者。

    1．2研究方法所有妇科门诊就诊者均填写知情同意书。对其首先进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 A D S)评估的初筛，当H A D S评分≥8分者为有抑郁倾向。对所有H A D S评分≥8分的就诊者，由精神科医生按D S M—I V标准【2进行评定从而确诊抑郁症、焦虑症、或抑郁症合并焦虑症【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精神科医生经统一培训及测试，以保证医生诊断的一致性。

    1．3失访偏倚的控制比较有抑郁倾向者进入精神科访谈与拒绝访谈者H A D S得分，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时，根据参加访谈的就诊者的抑郁症或(和)焦虑症患病率估算失访人群中患者的例数，再与访谈人群中诊断为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例数相加，除以就诊者数得出校正后的抑郁症或(和)焦虑症患病率。

    1．4统计学方法以意向性处理原则(i n t e n t t o t r e a t，I T T)对数据进行分析。不同医院的抑郁症或(和)焦虑症患病率间比较采用×检验。就诊者年龄段构成比间比较，采用同组中构成比的x。检验。回归分析用于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相关因素的分析。以P．0 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人口学资料三家医院妇科门诊共计纳入5 2 0例就诊病例，其中北大医院1 8 3例(占3 5．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 8 3例(占3 5．2％)，协和医院1 5 4例(占2 9．6％)。就诊2 1 4 5·者的年龄1 8～8 0岁，平均(3 7．4±1 1．3)岁。就诊者年龄段构成比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3 0 1．3 1，P<0．0 5)，其中1 8～3 0岁与3 1～4 0岁的构成比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O．0 1，P>O．9 0)，而3 1—4 0岁与4 1—5 0岁间有统计学意义()(=2 2．5 4，P<0．0 5，见表1)。职业状况为职员l l 5例(2 2．1％)，干部／管理员9 7例(1 8．7％)，工人／服务员5 2例(1 0．O％)，教I)~4 2例(8．1％)，农民2 2例(4．2％)，其他1 3 2例(2 5．4％，见表2)。

2．2 HA D S评分的情况在5 2 0例就诊者中，有抑郁倾向的就诊者共3 2 9例(6 3．3％)，其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 1 7例(2 2．5％)，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 l l例(2 1-3％)，协和医院1 0 1例(1 9．4％)。三家医院有抑郁倾向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0．9 2 8，P>O．0 5)。

    2．3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患病率在3 2 9例(6 3．3％)有抑郁倾向者中，2 6 3例(5 0．6％)进入了精神科访谈，其中6 1例诊断为抑郁症或(和)焦虑症。同时有6 6例有抑郁倾向者拒绝精神科医生的访谈。通过比较拒绝访谈人群与进入精神科访谈人群的H A D S得分情况，两组人群H A D S得分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O．5 2 9，P>O．0 5)，可以认为拒绝访谈人群的抑郁症或(和)焦虑症患病率与进入访谈人群的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据此根据参加访谈的就诊者的抑郁症或(和)焦虑症患病率估算失访人群中患者的例数，对进入访谈就诊者的抑郁症或(和)焦虑症患病率进行校正(见表3)。最终算出妇科门诊就诊者的抑郁症患病率为1 1．3 5％；焦虑症的患病率为5．5 8％；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总患病率为1 4．6 2％。

    2．4患病率的相关因素分析

    2．4．1患病人群的年龄和职业(1)和未检出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人群比较，患病人群的年龄和职业分布不具有统计学差异(Wi l c o x o n秩和检验z=一0．2 6 6．P=0．8 2 2；x=8．7 7 5，P>O．0 5)；(2)经L o g i s t i c回归分析，教师和农民的患病率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农民相对教师的O R值为6．1 1，9 5％C I为(1．O 6，3 5．0 8)，其余职业间的患病率无统计学意义。

    2．4．2三家医院患病率的比较三家医院患病率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9．8 1 4，P=0．0 0 7)，两两比较只有协和医院和人民医院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9．9 1 8，P=O．0 0 2(校正界值P_0．0 1 6)1。

2．5妇产科医生对妇科门诊就诊者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识别情况根据妇科医生对就诊者的处理情况来判断其是否识别出抑郁症或(和)焦虑症。妇科医生建议就诊者就诊精神科或给予精神科药物的，视为其诊断出抑郁症或(和)焦虑症。并以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为金标准来判断妇科医生是否诊断正确。妇科医生对门诊就诊者抑郁症或(和)焦虑症诊断的灵敏度为4．9％，特异度为9 6．0％，漏诊率为9 5．1％，误诊率为4．0％，诊断符合率为7 4．9％(见表4)。

3讨论

    3．1总患病率据国外资料报道，妇女一生当中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 4％一2 1％f 2 1。9 0年代初期WH O组织的全世界1 5个国家和地区同时进行的多中心调查显示，总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 0．4％，当时参加调查的中国上海市医院内科门诊就诊者抑郁症患病率却低至4．0％【4】。在本研究中，妇科门诊就诊者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 1．3 5％，低于或接近以往国外资料，但却远远高于1 O年前的上海数据。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抑郁症的患病率在中国呈现上升趋势。本次被调查的就诊者年龄分布特点以l 8～3 0岁(占3 3．1％)及3 1 4 0岁(3 2．7％)者所占比例最多，共计6 5．8％；年龄相对偏低者也可能会造成本次调查抑郁症患病率偏低。

    3．2职业和患病率的关系，以及三家医院的患病率分析本次调查发现不同职业中，农民的患病率高于教师的患病率，此点也恰好解释了在同样的调查条件下，三家医院的发病率不同的问题。在高患病率的协和医院农民占9．7％(1 5／1 5 4)，教师占7．8％(1 2／1 5 4)；而作为低患病率的人民医院农民仅占1．1％(2／1 8 3)，而教师占1 1．5％(2 1／1 8 3)。很显然，两家医院的差异和职业因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国内的一些报道中也提到职业对抑郁及焦虑的影响：宜昌市对1 0 2 0例精神科门诊就诊就诊者调查中发现，农民占4 2．5 5％，并且其病程延长情况明显超过其他职业人群【5】。还有报道显示农民和文化程度低的人群抑郁症发病率高】。因农民文化水平低，医学相关知识贫乏，对理解病情、了解和预见病情的发展都有困难，以及低经济收入和高就诊费用带来的压力都会加重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生。相反，教师因知识面广，交流能力较高，能够较准确地了解病情从而配合治疗，针对疾病情况做出较客观的应对。稳定的收入和较好的医疗保障条件，也减少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机会。

    3．3医生对抑郁症或(和)焦虑症的识别在非心理学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中抑郁症的患病率是很高的，但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并没有被识别出来]。有报道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抑郁和焦虑患者是以躯体症状为主诉就诊保健机构的I 9】。半数以上的抑郁症患者首次就诊选择非精神科门诊口0 1。本研究结果提示，在6 1例抑郁症和(或)焦虑症患者中，妇科医生正确识别3例，灵敏度4．9％，漏诊率为9 5．1％。这意味着妇科医生对抑郁症或焦虑症的识别能力极低。在WH O组织的调查中，上海市内科医生对抑郁障碍的识别率为2 1％，远低于1 5个国家资料中的中位数5 5．6％l 4 1。近年瑞士由精神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参与的调查显示：内科医生也只能识别大约一半的抑郁症】。综合医疗保健机构中的非精神科医生非常缺乏诊断和处理精神或心理疾病的经验。这些医生诊断抑郁和焦虑障碍主要基于患者有没有明显的情绪症状…】，如抑郁、失眠、烦躁等，并未真正掌握抑郁症、焦虑症的诊断标准，更难以从躯体症状识别出精神障碍。同时躯体症状也意味着更严重的心理障碍和不理想的治疗效果。这些都给非精神科医生识别抑郁症和焦虑症带来了困难。由此在患者的治疗上也浪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并且效果不佳。对于这样一个常见病，医生的识别率如此之低，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女性特有的生理阶段如产后、更年期以及月经失调、不孕等病理情况，也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就诊妇科，加强妇科医生C,N学知识的培训应成为迫切的必然之举。对于妇科医生来说，应提高这方面的识别能力，必要时请精神科医生会诊，协助治疗以利患者的康复，减轻该疾病对家庭和社会造成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