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及其现代利用

摘要：多元化的药物资源在土家族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的临床运用，传统医药简、便、廉、验的特点得到张扬。近年来，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重视，这一理性实践进一步唤醒了土家族民众的文化自觉，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利用因此倍受土家族民众的重视和从事土家族文化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是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元素，对之进行系统总结和研究，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土家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现代利用

中图分类号：R29“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12)02—0019—04

土家族聚居在具有“华中天然药库”美誉的武陵地区，多元化的药物资源在土家族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的临床运用，传统医药简、便、廉、验的特点得到张扬。近年来，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重视，这一理性实践进一步唤醒了土家族民众的文化自觉，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利用因此倍受土家族民众的重视和从事土家族文化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是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元素，对之进行系统总结和研究，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土家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需要。

一、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

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是指在传统背景下，土家族基于人体健康与生活场域及动、植、矿药物相互关系的认知经验和信仰而形成的一整套知识、技能与疗法。它包括医学知识和药学知识两大部分。其中，医学知识主要表现为土家族对疾病的认知与治疗，药学知识则集中表现为土家族对药物的认知与利用。

药物认知是土家族对药物的生长习性、外观形态、实用功能等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具体对象及其性能的一种抽象表达。它既是土家族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又是他们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它源于实践，也付诸实践。它包括多个元素，如药物生态认知、药物命名规则、药物分类体系等。总体来看，土家族源于实践的药物生态认知具有具体科学的特点，药物命名有规律可寻，药物分类自成体系。药物利用至少具有三大特点，即疗病类型和疗病效果与药物生长的空间相关；药物外形与人体组织器官形状在治疗上具有对应性，也就是说，外形与人体组织器官相似的药物具有治疗该组织器官的功效；现采现用，这一用药特点显然与土家族对周围环境的深刻了解密切相关。

疾病认知是在特定的生活场域、特定的生活方式、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特定的习惯和信仰模塑下，累积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疾病解释模式。土家族疾病解释模式包括病因认知、疾病论断和疗病模式三个方面的内容。病因认知是土家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形成的有关疾病发生原因和条件的看法或见解。病因是指破坏人体相对平衡状态而导致疾病的因素，一种因素可能引起多种疾病，而一种疾病又可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病因与文化密切关联，受生活场域、习惯、信仰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土家族认知的病因明显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自然病因，一是象征病因。自然病因以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强调人体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由于受多元崇拜的影响，土家族也将许多疾病归因于超自然的力量所致，这种象征病因认知，总会有一些标志性的行为或实物引导人们去思考其隐含的意义。

与两种病因观对应的是自然疾病和象征疾病，两种疾病的诊断都采用“九字断病法”，但具体内容却不相同。自然疾病的“九字诊断法”是指“一看”、“二摸”、“三问”、“四综合”。一看，就是看病人的肉色，判断其症状；二摸，就是摸病人的手和额头，以判断动脉跳动、心跳和冷热；三问，就是问病人有什么样的表现和反应；四综合，就是在一看、二摸、三问的基础上，综合分析病情，最后决定如何治疗，或在哪里治疗。象征疾病的“九字断病法”即“一看”、“二问”、“三查”、“四对照”。一看，就是通过耳根察看病情；二问，就是问清楚病人生病的日子；三查，就是根据手形和断病口诀查清致病的鬼神；四对照，就是查出结果后，再同口诀上的疾病病征进行对照。如果病征不同，则再查，直到查准为止。这是巫医疗病的前提，如果查不清楚，就会直接影响治疗的效果。

疗病模式与病因认知和疾病诊断紧密相关，通常来讲，什么样的病因认知和疾病诊断方式意味着什么样的疾病治疗模式。从我们对湖南龙山，湖北来凤、五峰，贵州思南等地多个土家族村落的调查研究来看，土家族对于疾病治疗模式的取舍大体上包括三种：一是对自然疾病的药物治疗，二是对象征疾病的仪式性治疗，三是疑难疾病的神药两解。药物治疗就是利用药物治疗疾病的一种疗病模式，这种疗病模式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具有明显病理特征的病人群体。仪式治疗，就是利用仪式治疗疾病的疗病模式。治疗仪式是指由那些被认为具有疗病功能的咒语、符、道具以及一系列行为构成的知识表达模式，它主要服务于那些身体上没有明显病理特征的特殊人群，这类人群在观念上被认为可能或正在遭遇疾病的危险，通过仪式治疗就可以排除疾病的威胁。顾名思义，神药两解就是将药疗和仪式治疗一起利用的双管齐下的混合治疗模式。从治疗实践来看，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先用药疗，再用仪式治疗，另一种是药疗和仪式治疗同时进行，只不过这种情况下，药物被当成了仪式中具有治疗功能的道具。

二、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的现代利用

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与人类最初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他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逐步积累了防病治病经验，创造了本民族的医药知识。土家族对传统医药知识的利用过程，是在其先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在逐步累积起来的防病治病经验的条件下，即在认识的基础上更好地再实践的过程。随着再实践和社会的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思维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进一步丰富，对医药的认识也随之加深，进而形成再认识。总之，实践与认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通过考察现实社会生活中大众和民间草医师对药用植物的利用，我们即可窥见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利用现状。

大众即普通的土家族民众，他们在与自然的长期斗争中，为了生存，逐步掌握了一些简单常用、行之有效的药物及其使用方法。这些药物和使用方法在土家族村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几乎人人会用。对“草医师”的界定，学术界众说纷纭，各执其端，形成共识尚待时日。我们认为，草医师当属这样一类特殊群体，他们掌握特殊技能和知识，懂医识药，不仅为自己及家人亲友治病，而且还应人之请为亲属之外的患者治疗疾病。不过，他们所从事的治疗活动完全是业余的，并未职业化。也就是说，草医师是一个业余群体而不是一个专业群体。因此，从非职业化的角度看，民间“草医师”也可视为“大众”群体，尽管二者在内涵上存在着差异。总之，两者作为土家族整体中一对相互依存的范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更多的时候是合二为一的。

(一)土家族民众对传统医药知识的现代利用

土家族民众对药物的利用既受经济的制约，又受政治制度的推动。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家庭是第一个寻求医治救伤的地方，也是第一个估计病情、并对治疗方案做出初步取舍的场所。土家族也不例外，一个人得了病或受了伤，如果不是很严重，首先是通过自我救助来治疗，即在家庭内部或邻里的帮助下利用草药和秘方解决病痛。当然，这种取舍一方面出于习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民间草药取之便利，不花成本，此外，经济制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旧社会，土家族民众受尽地主、官僚的盘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温饱难得。那时，不仅村寨里少药缺医，就是县城，也往往缺医少药。县城里只有有钱有势的人生了病，才请医生或上卫生院去治病。广大的城镇平民则既没钱看病，更没钱买药。广大农村的土家族人有了病，就只好采草药熬煎或敷涂，全靠土方土法治病[1]88。

“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医药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改土归流前，土家族地区巫风很盛，人们‘信巫鬼，重人祠。“信巫不信医’。改土归流后，此种浓郁的巫风已日渐淡薄。”[2]《龙山县志》的记载尽管自相矛盾，但是也在一定程度表明了国家政治对于土家族医药知识利用的推动作用。其载文日：龙山在土司统治时期，医疗卫生事业极为落后。人们受伤或生病，多数求助巫婆，敬奉鬼神，少数用草药和一些乡土疗法作简单处理，生命安全极无保障。‘改土归流’以后，中医中药(民间称官医官药)开始在龙山传播使用。清乾隆年间，私人开设的中药店在县城和里耶等集镇出现，已有少数读书人专门从事中医活动。至清末，全县有中药店六家，中医数十人。刘之余、刘世杰祖孙及夏子鹤、向德清、黄绍清、晏雨林等均为地方名医。但是由于草药和乡土疗法流传已久，较中药得来易，花钱少，且治多奇效，民间用其治病伤者比官药多[3]538。改土归流后，人们不再像过去土司统治时期那样，受伤或生病时，倾向于求助巫婆，敬奉鬼神，采用当地草药和一些乡土疗法作处理已成为一种大趋势。这说明，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医疗保健的改善和提高的确起了积极作用。

建国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民族扶贫工作的大力开展，群众生活的日益改善，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利用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实事求是地说，民间草药在土家族民众日常防病治病的过程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我们在武陵地区部分土家族村落的调查来看，土家族民众家里大多存有自己采集的常用草药。他们依据草药的习性，或把它晒干放好，或把它泡在酒里以备不时之需。有些村民还在自家房子的周边或菜园里专门种植一些附近没有但又经常用到的草药。从访谈来看，大凡村里的人们似乎都懂得一点草药知识。因此，当八、九岁小孩告诉你苦蒿子可以止痛，白蒿子能够止血，钓鱼钩也能够止血，并能随时从路边帮你采来这些药物样本时，自然不必吃惊。

土家族民众对传统医药知识的利用方式具有多元化的特点[4]。针对不同的疾病，利用药用植物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土家族民众除了精通最为常用的煎服和外敷法外，还熟悉外洗法、泡酒服用及药物佩挂等方法。煎服，是将药物煎水内服，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外敷，是将鲜药捣烂直接外用，多用于跌打损伤、痈肿等，常用的药大多生长在房屋近旁，如夏枯草、无名草、四块瓦等。外洗法，是将药物煎水外洗患处，多用于皮肤病、冻疮、毒蛇及蜈蚣咬伤等。如用金银花、九灵罐和四棱草三种草药熬水外洗，可以治疗皮肤过敏。此外，土家族民众也喜欢将白三七、四两麻、雄黄连、杜仲等泡在黄酒或白酒里服用，以预防和治疗风湿痹痛、手足麻木以及劳伤等病。土家族还常将某些芳香药物缝包在一个三角形的布囊里，一般佩带在小孩子的脖子上，用以“避邪驱瘟”。比如将白虎草缝包在三角形布囊里治疗白虎病等。总之，吃五谷，生百病，利用草药治病疗法简便，易懂易学，且疗效快，适应性强。

土家族民众对传统医药知识的利用还体现在疾病预防上。土家族是一个智慧、文明、理性、健美的民族，非常注重强身健体，药物保健，以预防疾病。这一点在土家族的节日习俗上有深刻的体现。在土家族民间至今流行着端午节采草药，煎“百草汤”洗澡浴身，以健身除病的习俗。农历五月前后，是疾病多发季节，因此，端午节是民间医药卫生活动最多的一个传统节日。湘湖民谚说：“端午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都是药。”“百草都是药，只要凡人认得着。”这天，人们都喜欢到田野山间采集药物，如金银花、车前草、夏枯草、青蒿、艾叶、菖蒲、葛藤之类，除了在端午这天使用部分，如将艾叶、菖蒲、葛藤等悬挂于门庭并熬水沐浴、烧熏除虫辟疫外，还留于家中常年备用应急。

土家族利用药物预防疾病，不仅仅局限在外用上，民间素有食疗习惯，根据不同时令，选用具有营养价值，又具有医疗作用的食物进行防病，起到食物防治疾病的作用。平时又经常配服一些确有防病作用的药物，起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的目的。侧儿根，即鱼腥草，也是民间常食的一种野菜，可炒或凉拌，是肺及肺结核患者常食药膳，对身体浮肿者，食之则有利尿消肿之功。土家人把野菜也融入了民俗，如三月三，吃了地米菜煮鸡蛋，一年都不生疮，而地米菜的确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

总之，土家族民众一直都保留着利用草药的传统。但是他们对草药的界定仅仅局限于“能治病的草就是药”，至于这些植物为什么能够治病，他们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大多是家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生病的时候需要这些植物时，他们会用，但不懂治病原理。正因为如此，土家族民众认为草药之所以被人相信，一是因为疗效，二是因为神秘。因为疗效所以让人感到神秘，因为神秘所以相信其有疗效。

(二)民间草医师传统医药知识的现代利用

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仍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土家族民众在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便会求助于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人。民间草医师是能够提供民众医疗帮助的主要群体。同时，他们还是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主要承继者。也可以说，正是这个群体的存在大大促进了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利用与持续发展。土家族民问草医师大多怀有一技之长，一般不以技艺为主业，仍从事农耕，或半农半医，也收受微薄的酬谢。

生存环境和生态结构决定了土家族草医师常用药用植物的主要生境类型。土家族传统医药中所使用的草药都采自野生状态，且用途主要集中在跌打损伤、毒蛇咬伤和由细菌感染造成的皮肤疾病等方面。就目前土家族民间草医师所使用的药用植物而言，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概括而言，土家族草医师常用药物生境类型主要有下列几种：“近边”、“沙地”、“荒草坡”、“深山老林”、“沟渠边上”、“崖上”。其中“近边”主要指田间地头及村寨周围。从张彦硕士对湘西苏竹村四位草医师的研究来看，土家族草医师在年龄、文化程度和生活经历等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对不同生境中药用植物的利用程度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在采集药用植物的过程中，对生境的选择也非常明显。年长者更喜欢在森林植被中采集他们使用的药物，而年轻一代草医师，对一些次生植被中的药用植物的利用和采集强度远远超过了年长的草医师。这种对药物生境的不同选择，一方面与人类活动对不同生境类型的依赖强度有关。人类活动在生境中的强度依次为“近边、村寨四周”>“沙地、荒草坡”>“深山老林”>“沟渠边上”[5]。另一方面与草医生对不同生境中药物的疗效认知有关。老龄草医师通常相信深山老林中的药效更好。当然，生态结构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定居之前，土家族以游猎采集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主，原生森林植被是土家族的主要生存环境，土家族草医师也主要从原生森林植被中采集他们通常所使用的药用植物。然而，随着定居定耕生活的开始和许多原生植被被破坏，伴随而来的是许多次生植被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土家族草医师采集药用植物的场所也就不仅仅限于原生森林植被之中了。

疾病的发生往往与当地环境、气候和民族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密切相关[6]130。正是这种疾病与生境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土家族草医师对于疾病种类的认知和不同疾病认知的深度。从我们在武陵地区部分村落的调查来看，土家族草医师虽然在使用药用植物时并不限于某些植物类群，但他们治疗的疾病类型相对集中，尤以跌打损伤、毒蛇咬伤、风湿类疾病及皮肤病为主，这些也都是当地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同时对其他类型的疾病也有一定的治疗经验和实践。这些常见疾病显然与当地亚热带气候、潮湿森林环境和山地农耕狩猎等有关。

土家山寨，空气潮湿，特别是梅雨季节，阴雨绵绵，患风湿、风湿性关节炎、腰腿疼痛的人很多，所以治疗这类疾病的药用植物很多，且效果显著。湘西地区多山多林多虫蛇，勤劳的土家人经常进山，经常有被虫蛇咬伤的危险。所以，他们一般都懂一些较简单易行的治虫蛇咬伤的急救方法，例如，把伤口尽快洗净或吸出毒血，再采一些治虫蛇咬伤的草药(如瓜子药、掌裂叶秋海棠等)，然后再找草医师治病，一般不用去医院也能很快治好伤，效果往往更好。土家族治疗黄疸肝炎、急性肝炎等肝炎的方法很多，所用的药用植物也很多，这些治疗肝炎的药物通常要多种搭配，用量适当，常可起到比西药更显著的效果。这些方子多为祖传秘方，较少在民间流传。土家人多喜欢喝山泉，饮生水，因此易患尿路结石或泌尿系统疾病，故治疗这方面疾病的药材很多，且疗效显著。

土家族草医师在治疗一些常见病、易发病时，常常会出现“一病多药”的现象。“一病多药”不仅反映了这些疾病在当地的发病率比较高，同时在客观上也使土家族草医师在行医过程中，选择药物的余地增大，从而使医疗实践更为有效，而且不会造成某些植物类群的资源因过度使用而耗竭。从他们所利用的药用植物种类及这些药用植物所治疗的疾病来看，土家族的药用植物利用实际上是一种对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践。

综上所述，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利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村落民众，对之进一步的开发既十分重要又十分迫切，这种开发既是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需要，也是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技术谐调互补的需要。